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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之 票证,几代人共同的记忆

衢州广播电视报新壹周2020-05-22 14:04:55

记忆中的票证年代,距今并不太遥远。

那时,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供应:肥皂、布料、木柴、煤炭、香烟、煤油、火柴等日用品;米面、鱼肉、食用油、红糖或白糖、豆制品等食用品都要凭证凭票供应;诸如手表、自行车等“奢侈品”就更不用谈了……





岁月在悄悄流逝,不知不觉中,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的路程。弹指一挥间,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小小的票证, 记载了岁月的沧桑,见证了社会的发展,它是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。


粮票:“吃饭的护照”

粮票为何物?或许90后大多都不知道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, 如果说户口本是城里人的“命根子”,那么粮票则是人们“吃饭的护照”,没有它,你寸步难行。

在那个年代,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,“粮食关系”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。倘若居民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调动工作,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,还必须办理“粮食关系”的转移。

没有粮食关系,等同于没法吃饭。同样,如果没有粮票,有钱也白搭,因为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。“那时,到饮食店买根油条也要半两粮票。”市民秦先生说,“农民进城都要背着大米,到饭店吃饭时,就用大米来换粮票。”

粮票还可以在副食店买糕点,一般1斤糕点要用4两粮票,过去糕点都是散装的,营业员会将称好的糕点用麻色的包装纸包的方方正正,再用细细的纸绳捆扎好,老百姓俗称“草纸包”。

很长一段时间,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定量一直是每月25市斤(12.5公斤)。这点定量,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,根本无法填饱肚子。



因此,就有了工种粮一说。所谓工种粮,就是除定量外,根据工作岗位增加的部分。今年71岁的周阿姨说,“我当时在航运社做装卸工,属于重体力劳动。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5斤。”

那时,在工厂车间干活的工人,每月定量一般是39斤,坐办公室的行政人员33斤。在校学生放农忙假或参加劳动,每天补助2两粮票。

粮票,也有地域的限制,比如山东粮票就不能在浙江使用,只有全国流通粮票才能在异地通用。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,很多人都有忘带粮票或者忘换全国通用粮票挨饿的经历。

1973年冬天,18岁的金先生参军入伍。家人担心他一个人出门在外,会饿到肚子。临行前,母亲托人从粮食局换了30斤全国流通粮票。“我拿着粮票,眼泪都流下来了,这都是全家人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呀。”提起这段往事,金先生仍难掩感动之情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市场商品供应逐渐好转。除粮食以外,各类商品基本上敞开供应;农民进城务工,也可以买到议价粮。

1993年,沿用了40多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,从此凭票供应商品的历史宣告结束。

票证退出市场,进入收藏领域,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


票证种类五花八门

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,开门七件事,对一个家庭的“当家人”来说,每件事都会让人感到生活的不易。

今年85岁的退休老人罗世伟说起物资匮乏年代的“票证”生活,脸上露出一副苦涩的神情。他说,那时候几乎找不到不要票能买到的东西,甚至连火柴也要凭票供应。那种“凭票供应,有钱难买”的日子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。

那年月棉布、糕点、肉食、鸡蛋、红糖等都属于紧缺商品,需要凭票购买。营业员成为大家羡慕的职业,因为他们可以“开后门”买到紧缺的商品,真可谓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

当时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:“四个轮子一把刀,白衣战士红旗飘”。“四个轮子”即驾驶员,“一把刀”指卖肉的,“白衣战士”指医生,“红旗飘”——解放军军人。这些人在社会上都是最吃香的,甚至成为那个年代姑娘们找老公的标准。



“逢年过节政府都会额外发一些副食品供应票,如鸡、鸭、鱼、蛋等;还有冻米糖、咸花生、衢桔和广橙等。我家兄妹5个,大家最盼的是过年,有新衣服穿,有好多好吃的东西,还有每人5毛钱的压岁钱。”58岁的许晓琴女士回忆说,“大人都把冻米糖和糕点放在陶瓷瓮里,说是为防潮防老鼠。谁想瓮里的东西,早就被我们这些‘没尾巴的老鼠’偷吃完了,大人也不会去追究什么。”

那时,家长们最犯愁的事,就是孩子长大。因为每个人头一年额定一丈二尺布票,半斤棉花。这个定量只够未成年人做一套衣服。孩子个头大,买布料做衣服,别人只要一丈二尺做一套,你需要一丈六尺,用的布料多,花钱不说,还浪费布票。你用得多,就要占用家里其他人的布票。

很多家庭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:哥哥姐姐穿不下的衣服,留给弟弟妹妹穿。破了,缝上补丁;裤子短了,就在裤脚上再接一段。就这样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实在不能穿,就用来糊鞋底。


票证比钞票还金贵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城镇居民凭票供应物品的数量少的可怜,每人一个月:四分之一块肥皂、1斤肉、1斤豆腐干以及两包香烟等。

“就拿煤球票来说,每个人头一个季度只供应120斤煤球(或蜂窝煤)及木柴,这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根本不够用。于是,大家就自己想办法,有路数的就去燃料公司找人批条子或通过熟人到巨化买煤灰,2毛钱一车煤灰,拉回家自制蜂窝煤。”市民周先生说,象他家这样没有门路的,只能花钱去买“黑市” 煤球票。

“到了80年代末,一些效益好的单位,为职工发放液化气作为福利,煤球票也就没有以前那样吃香了。” 市民俞先生回忆说,“那时附近农村开始流行烧蜂窝煤,一些农民就用鸡蛋从市民手中换煤票。”

手表、自行车、收音机、缝纫机曾作为结婚必备的“四大件”,算得上是那个年代的“顶级奢侈品”。

永久、凤凰、飞鸽牌自行车作为“一线名牌”,令许多人望而兴叹。毫不夸张的说,拥有一辆名牌自行车,就像现今开奔驰、宝马一样让人羡慕。一位五交化公司的老职工说, “名牌自行车市场上根本看不到,大部分自行车票都被内部‘开后门’或照顾‘关系户’了。”

别说名牌,即便是“杂牌”自行车,也是一票难求。李先生当年在一家县属企业工作,他做梦都想有一辆自行车。可几百号人的工厂,一次只能分到七、八辆自行车指标,每回指标下来,不是被“头头脑脑”们“瓜分”,就是以“照顾生产骨干”为名被私分。工人们意见很大,后来厂里就把指标分到车间。可僧多粥少,车间里只能采取抓阄的办法。

1974年春节前,李先生“抓”到了一辆杭州牌载重自行车,心里别提有多美。每逢休息日,他就会骑车兜着老婆孩子到城外溜一圈。空下来不是擦车,就是给自行车上蜡,还用塑料带把自行车的三角杠包起来。“自行车抠去一小块漆,都会心疼好几天”。李先生说,那辆自行车他用了将近30年。


营业员才是“上帝”

到肉店买肉要排队,到粮站买米排队,甚至到菜店买豆腐干也要排队……街头的百货商店、副食品商店、煤店等门口经常可以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。

这是票证年代的另外一番景象,也是那个特殊年代,留给人们的深刻记忆。

那时候,每人每月的食用油定量只有4两(200克),这点油能炒几个菜呢?由于板油(肥肉)不需要凭票供应,因此大家都用猪油来炒菜。于是,每天晚上就有很多市民到肉店门口排队,在篮子里面放块大石头,摆在那里先“霸”好位子,然后回家睡觉,等到凌晨四、五点钟再起来排队。

等到肉店开张营业,营业员估摸着当天的供应量,有限度地给顾客发编号,排在后面的只能靠运气。大家最怕的就是,排着、排着,说东西卖完了,明天再来。“临近过年,排队的人更多。遇上落雨落雪,站在那里全身冻得瑟瑟发抖,手指冻得像胡萝卜一样。”张雪彪说,由于家里人多吃口重,他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,因此排队这类事基本上都落在他身上。

年届花甲的张雪彪是当年的排队“老手”,谈起这事非常老道:“你要是排不到前面几个,就没有你想要买的东西,开门之前卖肉师傅早已将一些紧俏的东西藏起来了,或留给熟人,或留给领导。”

“那年头营业员才是‘上帝’,作为顾客你得装孙子赔笑脸。尤其是买肉,一刀下去肉砍得好不好,完全要看营业员的心情,就算搭块大骨头你也得领受。记得肉店里那个男营业员,说话很牛气,态度实在不敢恭维。”那情形陈家洛至今记忆犹新。

这些故事现在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,但在那个年代却是真实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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