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尚勇说困局2021-01-08 15:37:27
《人口困局》作者 李尚勇
【导读】在中国“人口高位运行”结束之前，绿色生态种植养殖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绿色生态农产品给城镇居民。绿色生态农业在现阶段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为部分人群的“自觉自救”。这种“自救”行动之所以意义重大，就在于它探索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，探索了绿色生态种植养殖方式，并且代表了人类绿色生态生存的方向。
近些年，化肥、农药、激素和抗生素现实危害性的个案层出不穷，在此教育下，国人的绿色生态食品意识开始苏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媒体披露的“绿色食品特供”[1]也给了公众相当多的启示。
其实，化肥农药种植方式（含大面积规模化经营）是完全可以为“绿色生态农业”所取代的，只不过耕地需要一个3、5年的“脱毒期”，这期间会有大幅减产发生。从农业转型、摆脱“石油化学农业”陷阱来说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但坏消息是，虽然理论、实践、技术都支持农业向绿色生态、可持续发展转型，但中国的现实（主要包括制度、经济和人口实现）却难以支持这一转型。
笔者在考察中看到，双河村村民从全面生态种植中受益颇多。一是农产品品质大幅提升，村民吃上了绿色生态健康的食品。二是一系列绿色生态剩余农产品都卖出了好价钱，例如常规稻大米的价格提升了4倍。三是村民的种植劳动是健康的，他们不再因为喷洒农药而受到毒害，这明显减少了患病的概率。四是环境明显改善，水质、空气逐渐好转，土壤里又有了蚯蚓，昆虫种群逐渐恢复平衡，虫害明显减轻。五是全面生态种植大大提升了村民的“幸福指数”。笔者与该村村民交谈，他们认为自己吃得比城里人健康，再加上水好、空气好，身体更健康，其“自豪感”油然而生。笔者看到，该村村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大增，干群关系明显改善，其面貌焕然一新。[2]
然而，显而易见的是，双河村全面生态种植的成功经验不可能在全国推广，因为，前面已经论证，在14亿人口大国，全面绿色生态种植养殖“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”。以双河村为例。该村500余户，1700多人，大多数劳动力外出打工；耕地面积约1980亩，人均耕地1.15亩，其中，水田300亩，人均不足0.2亩。粗略估算，由于人多地少，在全面绿色生态种植的条件下，该村目前能够提供给社会的剩余农产品不会超过20%。这意味着，1700多人的村落仅能够提供养活300多人的剩余农产品。
正因为如此，14亿中国人口现在还不得不主要依靠“现代农业”去养活。尽管本书将“现代农业”的一系列弊端、危害陈述得如此清楚明白，但目前也只能如此。这便是中国“人口高位、超高位运行”条件下，历史的无奈。
尽管如此，在现阶段，绿色生态农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，笔者想，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说明。
第一，在有条件（主要是远离城市、工业区且没有外来河流污染）的农村地区，尤其是生态环境尚好的山区，可以像双河村那样有组织地实施全面绿色生态种植，这可以让村民、山民过上绿色生态健康的生活。
由于生态种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，而生态农产品又有更高的价格，因而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，这可以吸引打工“游子”回村就业，“空巢”家庭有望减少，农村和农业的衰败有望被遏制。
但是，不能期望绿色生态种植能够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，其主要原因还是人多地少，人均绿色生态农业资源太少的缘故。不过，它能够在有限地区恢复农民山民低成本、绿色生态的传统生活方式，这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。
笔者曾在双河村考察报告的结语中写道：我们许多人，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和主流学者，就是看不得农民、牧民、山民的低成本、绿色、生态的传统生活方式，总认为他们落后、保守、不开放；总想把这些低成本传统生活方式“赶尽杀绝”，以便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所谓“现代化”、“城镇化”的“宏伟规划蓝图”之中。殊不知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因为，从根本上说，他们这是轻视人类丰富的创造力，无视人类文明多元化，并明显带有某种非常恶劣却又难以言说的偏执和狭隘（其背后往往暗藏私利）；他们骨子里把“美国式现代化”看成是发展方向，把高楼林立看成是“现代化”的标志，把汽车拥堵看成“现代生活方式”，其结果便是今天的现实，“资源严重超载透支，环境严重污染，生态持续破坏”。
然而，关系根本的基本法则是不容破坏的：正像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一样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法则。[3]
前几天，笔者认识了一位山区农民。他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：他们村有100多户人家，他家有五六十亩地，200多亩山林。他们种粮、种菜、养畜禽，生活富足。只是前些年现金收入少，但这两年山林里的经济林木成材，可以轮流砍伐出售，每年可以卖10多万元。几年前，他们村所在地被市里规划为水源保护地，全部山民将要迁出。这位山民告诉笔者，即使耕地被征用，人迁出去，但依靠那200多亩山林，他们家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好。
第二，全面实施绿色生态种植的农村地区能够有效恢复生态环境，增加中国环境后备容量。
笔者在《人口困局》出版后的后续研究中曾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概括为[4]：由于“人口高位运行”和经济高速增长，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城乡全面、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，这意味着，中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已所剩无几，中国环境治理事实上已经缺乏“战略纵深”，缺乏“战略回旋余地”。在这种局面下，环境治理最终是赶不上环境污染速度的，因此，中国的环境只能长期维持“局部有所改善，整体在恶化”的局面。
但是，如果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，尤其是边远山区，有组织地实施全面绿色生态种植养殖，那可望在许多流域（尤其是小流域）的源头地区恢复绿色生态环境，这无疑会增加中国环境的后备容量，对于遏制严重水污染无疑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。
实际上，近些年，许多地方政府出台的水源地保护法规，都明确规定，禁用农药、化肥、激素。例如，《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[5]规定，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，禁止使用农药和化肥，禁止畜禽养殖（这等于禁激素和抗生素）。
第三，由于人多地少且环境严重污染，绿色生态农业资源已经非常有限，所以绿色生态种植养殖所能够提供的剩余农产品非常有限。从全社会来看，除了从事绿色生态农业的农民以外，恐怕只有少数城镇人口能够从中受益。
由于绿色生态农产品稀缺且价高，于是有人便想利用“现代农业”生产手段去扩大绿色生态种植，比如，使用机械化耕种，通过公司化、规模化经营，等等。但是，前面已经讨论过，这种深深打上了“现代农业”烙印的惯性思维与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格格不入。
例如，虽然绿色生态种植并不排斥农业机械（一般应小型化），但拒绝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方式；绿色生态种植也需要资金投入，需要金融扶持，但是拒绝非农产业资本下乡，拒绝侵占农民利益的公司化（如“公司＋农户”），拒绝排挤小农并力图消灭农业家庭经营的土地规模经营。而且，绿色生态种植所遵循的“生物多样性”和“以地养地”基本原则都与“现代农业”不相容。
绿色生态种植的上述基本原则和要求，是“现代农业”及其大型机械化耕种、公司化、规模化经营完全无法实现的。从根本上说，“现代农业”只能依靠“六大害”支撑，而与绿色生态农业无缘。
推而论之，在中国“人口高位运行”结束之前，绿色生态种植养殖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绿色生态农产品给城镇居民。这也就是说，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，真正的绿色生态食品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“奢侈品”。与一般奢侈品不同的是，这种“奢侈品”主要由从事绿色生态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享用。
第四，对于绝大多数城镇人口来说，绿色生态农产品可以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，并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。人还是要有希望有方向的。至于这些人口的现实食品供应，那恐怕还是只能依靠“现代农业”提供浸润“六大害”的农产品。这是“没有办法的办法”。
可见，绿色生态农业在现阶段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为部分人群的“自觉自救”。这种“自救”行动之所以意义重大，就在于它探索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，探索了绿色生态种植养殖方式，并且代表了人类绿色生态生存的方向。
[1]中国的“特供”由来已久，过去是向特权阶层提供副食品供应，近些年是提供绿色生态农产品。2011年5月，南方周末的报道《“低调”种菜》使“特供”浮出水面。实际上，不仅特权高层有“特供”，而且下面的部委、省级机关和有关部门都自己搞了“特供”基地。“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”。（记者吕宗恕等：《“低调”种菜》，《南方周末》，2011年5月5日，第C14版）
[2]李尚勇：《一个全面生态种植的村庄》，中国改革网/李尚勇个人专栏，2015年4月24日。
[3]李尚勇：《一个全面生态种植的村庄》，中国改革网/李尚勇个人专栏，2015年4月24日。
[4]李尚勇：《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》，《中国改革》，2014年第4期。
[5]成都市人大常委会：《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，2015年1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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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食物之困：
◎“戒”不掉的化肥、农药
◎“离”不了的激素、抗生素（上）、（下）
◎“垃圾发明”——农膜
◎五大“毒素”的叠加效应
◎绿色生态种养殖的现实意义
◎绿色生态“味道”的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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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阅读
《水污染严重地区的“喝水自救”组合方案》
《大规模治污行动为何屡屡失败(1) 、(2) 、(3) 、(4)》
《水污染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》